宋淳熙八年(1181)，浙东大饥，一代大儒、著名理学家朱熹调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，他一边大力赈灾，一边借此“弘道行文”，传播他的思想。当他得知台州名士徐中行父子的墓在临海后，特意前去祭拜。随后，他郑重写下“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”的题词，还充满深情地写了《谒二徐先生墓》一诗：“道学传千古，东瓯说二徐。门清一壶水，家富五车书。但喜青毡在，何愁白屋居。我来君已逝，挥泪表丘墟。”表达了对这对父子前辈由衷的赞美和敬意。

　　不只是同时期的大儒，直到清代，黄岩大儒王棻还在《台学统》中盛赞“二徐”先生：“言台学者，必首二徐，七百年来无异议矣。”

　　徐中行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，让一代大儒朱熹以及台州后学都推崇备至呢？

　　徐中行(？-1123)，字德臣，居临海下百岩村。他一直作为台学的首要人物而传奇般地存在，人们都说他是“台学”鼻祖，台州学术的开创者，但是皇冠体育在线_澳门皇冠体育【官方直营】他的记载却只有《宋史·隐逸传》短短不到400字的介绍。然而古人作文言必引经，说必据典，透过一些字眼，我们也可以一窥名士的风采。

　　家富五车书

　　徐中行首先是个“笃学躬行”的学者。据说，这是在其父的教导下养成的。其父不关心产业，却异常重视徐中行的学业，竭尽全力将徐中行送入乡校学习。经过几年的基础教育之后，徐中行的志向逐渐远大起来，开始关心前沿的学术思想，并对北宋时期学者、理学先驱、教育家胡瑗的学说心生向往。

　　胡瑗(993-1059)，字翼之，泰州如皋(今江苏如皋)人。因祖居陕西路安定堡，世称安定先生，是开宋学先河的大儒。他提倡“以仁义礼乐为学”，讲求“明体达用”，开启宋代理学之先声，是北宋早期士大夫的代表，与孙复、石介并称“宋初三先生”。他的讲学分经义、治事二科，侧重于经世致用的知识和技能，其理想是达到“润泽斯民，归于皇极”，即民安国治、维护封建统治，因而有大批拥趸，著名理学家程颐就服膺于他的学问，成为其高弟，朱熹之学又为程颐嫡传。

　　徐中行在其父的影响下，早就听说胡瑗在苏湖之间设学讲授儒家经术，他的徒弟们继承其衣钵，也在京师等地到处兴起讲学之风，当时浙籍学子多闻风就学，安定弟子遍布两浙，徐中行为此也神往不已。于是，产生了负笈前往京师求取师友渊源学问的想法，到最繁华的地方，追寻最高端的学术理论，由此可见其学术志向之高。约在嘉祐年间，当他到京师后，胡瑗大概已经因老病而无法亲自授徒了，只能让其弟子们传授学说。

　　首先成为其学术导师的是名相范仲淹次子范纯仁。范纯仁(1027-1101)，字尧夫，北宋时期名臣、政治家、宰相，人称“布衣宰相”，曾师从胡瑗、孙复，又身为名相之子，家学渊源深厚。他对徐中行的学习态度和学问水平赞赏有加，还将徐中行推荐给了北宋政治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司马光。司马光见了他之后，给予了非常高的品评，说：“斯人神清气和，可与进道。他日不为国器，必为儒宗。”这位年轻人神气清朗，心神平和，孺子可教，值得与他讲论经义之道。有朝一日，不是国家栋梁，就是儒者宗师。如此高的评价，要是放在科举制度建立前，那就很珍贵了，可能直接谋取一官半职，但徐中行并没有这么幸运，这两位朝堂的贵人最终没有成为他仕途上的贵人。

　　后来，他又向北宋著名水利专家刘彝(1017-1086，字执中，福州人)请益。刘彝也是胡瑗的学生，当时正好进京面见皇帝。徐中行趁此机会向他请教了经学之义，得到了胡瑗的经学要义。他如获至宝，刻苦攻读。在寄住寺庙的寒窗生涯，他“熟读精思，攻苦食淡，夏不扇，冬不炉，夜不安枕”。地方史志作者特意描绘徐中行困穷苦学的经历，实际上想表达的是他承继其师胡瑗苦学的做法，因为胡瑗就是困穷苦学的代表，他“家贫无以自给，往泰山，与孙明复、石守道同学，攻苦食淡，终夜不寝，一坐十年不归”。徐中行模仿学师的行为，足足苦学了一年多才学成回家，因此，人们都认定徐中行是胡瑗的门人。

　　胡瑗作为宋初理学的探索者，其学说与后来的学者相比，还带些质朴的特点，尤其是“立己立人”的道德色彩非常浓厚，强调要从仁义礼乐出发，实现以德治事的实践作用。比如，他为弟子讲经，经常只是“音韵高朗，旨意明白”而已，甚至还停留在“章句诵说”的程度，在内容上也突出“洒扫、应对、进退”等行为准则。但胡瑗也强调“敦尚行实”和“稽古爱民”，所以徐中行也努力将学问内化于心、外化于形，做到研行于心、学行合一。

　　在这方面，徐中行下了很多功夫，史料也着墨尤多。比如，他从京师回来后，就在老家修葺了一座简陋的书房，体现出苦其心志、清心寡欲的修学之志。他在读经时总是整日正襟危坐，一副先正其身再正其学的庄肃模样。每次阅读圣贤的书籍，也必定要冠带整齐，以示态度端正和崇敬；读书有所领悟，就立刻在纸上记下片言只语，并粘贴在墙壁上，以便反观内省。为了更好地投入学术，他干脆闭门谢客，不和外界往来。正如周作人所说：“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，关起门来努力读书。”具有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格，又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。

　　如此这般，足不出户、目不窥园地学习，使他的举止与眉宇间有了非凡的气质。偶尔一年难得出门一两次，无论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看得出来他身上透露出安定之学的气息，甚至认为他的学问高深莫测。但是，从他“累举进士不第”的情况来看，其学问肯定不是应试的，而更讲究实用，这正是胡瑗所提倡的。

　　徐中行在学术上的建树未见诸史料，但他是台州历史上最早接触前沿学术的学者，所以尤为受人景仰。他以“明经”的身份讲学，吸引了许多学子，当时，“远近来学者肩摩袂属，至僦舍处之”，甚至有人还在他家旁租屋学习，学徒之众、学风之盛，一时无人望其项背。他在教育学生时，着重强调“洒扫应对格物致知，达于治国平天下”，而且要做到“不失其性，不越其序”才肯罢休，提倡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来治理国家，兼顾内圣修己和外王事功，以实现经世实用、济民安邦的理想，做真正的儒者。这句话经常被人们忽视，好像十分寻常，因为这是古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高尚境界，但经历唐末五代之乱后，儒学面临着重大危机：“方今正道缺坏，圣经隳离，放于天下，佛、老妖怪诞妄之教，杨、墨汗漫不经之言，肆行于天地间，天子不禁。周公、孔子之道，孟轲、扬雄之文，危若缀旒之几绝。”在此背景下，儒士对儒学文化的承继充满忧患和担当意识。所以，宋初理学家都主动担当起振兴儒家教化的大任，徐中行的行为举止和教学方式也应合了这种思想，尤其是注重中华文化最可宝贵的“道德践履”“知行合一”，在当时更是可贵。要知道，直至明末清初，著名学者顾炎武在《与友人论学书》中还在提“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，皆学之事也”的主张，而早在600多年前，徐中行等学人们已经在努力实践并传承这样的儒学精髓了。

　　门清一壶水

　　徐中行作为理学学者，具有极强的道德责任感，在“立己立人”思想的锤炼下，他坚守儒者品节，力求以理性、人伦的生活态度引领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，成为“学为世范、行为人表”的典型。

　　他首先是一个入孝出悌、移孝为忠的君子。他原有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决心，可是，还没等到他参加科举，父亲就去世了，天性纯孝的他不得不为父亲守孝。为此，他“庐墓三年”，以至于蓬头跣足的地步。他不得不一边耕种劳作，一边侍养年迈的老母，这对于一个做学问的读书人来说，是非常难得的，但他做得很好，母亲在他的照料下“年老而齿发不衰”。更加难能可贵的是，他还能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，尽自己所能，为10多位亲属以及贫穷或者没有后代的亲友办理丧事，因此得到乡邻的尊敬，人们将他与以孝行著闻的“节孝处士”徐积并列，尊其为“八行先生”。 (下转第11版)　(上接第10版)其次，他也是个淡泊名利、安贫乐道的处士。从京师回来后，他搭了一座小屋，过得非常清贫，却享受着常人难以体会的“孔颜之乐”，也就是儒家安贫乐道的生活，这也是理学家特别讲究的修道方式。但毕竟才华出众，自然成为当时文化名人，受到各界官僚的重视。他的朋友罗适(号赤城，台州宁海人，北宋治平二年进士)担任提点两浙刑狱之职时，就曾率监司将他作为“遗逸”推荐到朝廷，称他“德行纯茂，孝悌彰闻”，还举荐他接任自己的位置，但他几次三番都拒绝了官员和朋友的好意。这似乎不符合儒家修齐治平的志向，但经历五代十国纷争之后的宋初，“理学诸儒所发挥，‘修己’者多，‘治人’者少；切实做人者多，骛于世者少”。徐中行就是这类理学之儒的代表。

　　徐中行的行为，十分契合儒家“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”的义理，因此，被时人推为楷模。崇宁年间，台州知州李谔又以“八行”的名义将他举荐到朝廷，而且亲自带领僚属造访他家，高规格地备置供年老高级官员及贵妇人才能乘用的安车，礼聘他出山，他也没有答应。“钟鼓馔玉不足贵”，他不仅没有接受知州的好意，而且还干脆离开府城，逃往黄岩。一日，特意宴请亲友，当着大家的面亲自焚毁自己的所有文章，类似武林人士演绎一出“金盘洗手”的仪式，表达自己绝意仕进、归隐山林的决绝之心。在我们今人看来，着实是可惜了，但徐中行的行为表现了宋初理学家“崇道抑文”的思想，反对辞章之学，尤其是浮文之风，而坚持“明体达用”，这也是胡瑗所主张的，只不过徐中行做得更加偏激质朴一些。

　　然后，他索性走入道教“第二大洞天”、“第四福地”、全真道北宗龙门派江南重要道场黄岩委羽山中，自此在密林中当起了绝世离俗的隐士，每天身着道士服，头戴华阳巾，手握青藜杖，逍遥林泉，不问世事，学起了唐代著名道士、道教理论家司马承祯。从此，人们经常在委羽山看到这样的情景，一个幅巾藜杖的老者在山林中漫游，怡然自得，后面跟着他的孩子们，抬着一个篮舆(类似后世的轿子或者是一种竹制的座椅)，随时等候老者走累之后坐着小憩一会儿，然后又接着随性所适、率性而游。

　　徐中行接受胡瑗经世致用的学问，本应胸怀天下，兼济家国，却屡屡辞去为官一方、造福百姓的机会，自然让很多人不解，有人就因此质疑他此举完全是为了博人眼球，沽名钓誉。然而，徐中行却给出了一个令人折服的解释，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：

　　客有诘以避举要名者。中行曰：“人而无行，与禽兽等。使吾得以八行应科目，则彼之不被举者非人类与？吾正欲避此名，非要名也。”客惭而退。

　　徐中行认为，“八行”是最基本的道德标准，要是达不到这样的标准，人跟禽兽也就没什么差别了，所以不应该成为举士的标准。自己要是响应了“八行”的举荐，那么会将那些没有被举荐的人置于尴尬的境地。他的这番解释是出于情理上的考虑，也保持了为学者的尊严和个性的纯洁，体现了他重节操、不欺心的品格。

　　道学传千古

　　然而，事实上，徐中行的推辞并没有表面看上去这么简单，其中还暗含一层奥妙。这还得从宋代的“八行”举士说起。“八行”是《周礼》中提倡的八种行为：孝、悌、睦、姻、任、恤、忠、和，具体内容是：善待父母则为“孝”，善待兄弟则为“悌”，善待内亲为“睦”，善待外亲为“姻”，信于朋友为“任”，仁于州里为“恤”，知君臣之义为“忠”，达义利之分为“和”。之所以设立“八行”，表面上好像是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，让那些考试能力并不是很好，但德行堪为表率的人进入学校和官僚阶层，体现“为政以德”的姿态。而实际上，正如学者所说“‘八行’取士并不是一个好办法，它注重德行而忽略才艺，限制了有主张、有见解之人的脱颖而出，将士人的言行框定在‘八行’的范围之内”，最终降低了人才的质量。事实也印证了这项结论，有宋一朝因“八行”举士取得功名而入《宋史》人物列传的只有二人，而且其中一人还因操行有损而被人非议。

　　这种以德行为举士标准的方式是在崇宁三年(1104)废除科举后实施的“崇宁兴学”举措，强烈推行此法的人正是窃取国柄的蔡京，其出发点就是禁锢士大夫的思想，借此打击政治对手。《宋史》载：“时章、蔡窃国柄，窜逐善类且尽，中行每一闻命辄泪下。”当时，章惇和蔡京柄权窃国，徐中行早已对他们打击正义之士的行为深感痛心，每每听到有正义之士被打压、贬谪就愤懑不已，以至于痛哭流涕。因此，根本不会接受这种明面上是行善举，实际上暗含杀气的举荐。由此可见，徐中行不接受“八行”举荐的深层原因是他不满奸佞当国，不因此而牺牲名节，这更可见他的道学之深和立身之正，只有如此，才能保持人间清醒。同样，抵制“八行”的还有湖州归安(今浙江湖州)人刘一止(1078-1161)，当监司想以“八行”推荐他时，他也严词拒绝了，他说：“品行是士子惯常的行为准则而已。”后来，凭借自己的实力考中进士，累官至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。他也曾因抵触权相秦桧而两次奉祠，主管过台州崇道观。

　　守节不失是古人崇高的道德目标，肯定并弘扬气节，古往今来都是清明时代的主旋律。唯其如此，徐中行才成为谪居台州的名士陈瓘主动结交的挚友。陈瓘曾斥责过蔡京、章惇等权臣，是个刚直敢言、勇斗奸邪的清官，《宋史》称其谏疏似陆贽，刚方似狄仁杰，明道似韩愈。徐中行死后，同气相求的陈瓘写了《有宋八行先生徐公事略》一文，让徐中行的事迹流传青史。

　　孔子说过：“贤者辟世，其次辟地，其次辟色，其次辟言。”因此，在宋史上并不以才学出名的徐中行，才以隐逸之士而闻名天下，是被列入《宋史·隐逸列传》中的49个逸士之一，而且父子合传，展现了台州人的名节和风骨。当时，宋高宗赵构“垂意遗逸”，特别重视隐逸江湖的名士，想网罗他们，以起到“振清节，厉颓俗”的目的，徐中行父子自然是很好的时代典型，所以“世尤称焉”，像这样才华既出众又甘于恬淡的人，总是受人尊敬的。

　　然而，要是只因此而认为徐中行只是强在节义，学术上并没有多少作为，那也是偏颇的。我们要是深入分析，就会发现，徐中行的学问并不深在高妙，而在于可靠，以实实在在的修身立人做起，打下为学修道的根基，有“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”的意味。这也是江南儒学的特点，即以通俗易懂的言传身教来普及教化。钱穆先生说过：“朱子治礼，则以社会风教实际应用为主。”所以，朱熹到台州才给予了徐中行这么高的评价。徐的教学也颇有一种佛教“不立文字”的感觉，正如陈耆卿在《黄岩县学三贤祠记》中所说：“两先生(谢良佐、叶适)之学具在书，八行之学具在心。”徐中行的学问更注重内向的体验，以心为学、无愧于心。

　　徐中行虽然没有培养出大学问家，但也教育出了礼部侍郎陈公辅等高弟，而且还延续了学术世家的家风，其子庭槐、庭兰、庭筠三人都有义风；更影响了大批德行皆高的学子，他们“仕者多循良，处者亦修洁”，为官的都是循良官吏，隐逸的都是高洁之士。在他的引领下，“台学之盛，获冠畴昔”，台州的学术地位超越以往，台州的教育也盛极一时。所以朝廷谥其号“贞定”(后因避讳改作“真定”)，而“言台学者，必首二徐”，说明徐氏父子在台州学术和教育史上具有不容置疑的地位。

　　总之，徐中行之所以如此受众尊崇，根本原因是他坚定了“儒家‘以身作则’的立身原则”，所以是台州有宋一朝道德行为和学问修为都值得后人尊崇、顶敬的学者之师、仁者之师。